新华社首尔9月2日电 专访:世贸组织需修复三大支柱——访世贸组织总干事候选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俞明希

新华社记者耿学鹏 田明 陆睿

今年夏天,哈尔滨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宿舍窗前。视觉中国供图

他的青少年时期游荡在田野,期待能见到什么新鲜事儿。空气里飘着水果成熟的香味,树叶腐朽的酸味和庄稼秸秆枯干的气味。他从小插秧、割稻、挑粪、砍树,养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动力。

想要清楚描绘二本学生的面孔并不现实。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211”只占100多席,却长期占据媒体讨论的焦点位,庞大的二本及以下学生是模糊的背景板。

去年毕业后,莫晓找了一份教育机构的工作,培训完发现自己只是教学机器,于是辞职。失业的当口,堂弟找他创业,做汽车方向盘改装,这位文人做起粗活儿。“那段时间很拼,每晚两三点睡觉,一早六七点起床拉客户。”很快疫情来了,没什么单子,租金又要交。

在大学生没有拥抱市场的年代,黄灯毕业后接受分配,进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干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和一线工人。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她成为下岗工人,决心考研。

“世贸组织正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深层挑战,”俞明希说,“更让人忧虑的是,面对日益加大的不确定性,世贸组织无法发挥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候选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俞明希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世贸组织正面临“或许是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应对挑战需修复三大支柱。

7名刚毕业的大学生租住在50多平方米的房间。视觉中国供图

2005年夏天,沈毅星拿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感觉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都将被深刻地改变了。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乡邻撺掇家里人摆酒,庆祝这个中国南方不起眼村庄教育史上的大事。

黄灯成为大学生是在1995年。她毕业于岳阳大学,按现在的划分,相当于一所二本学校。那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92.6万人。此后高校扩招,10年间,黄灯任职的学院从2个班扩充到6个班,大学宿舍塞进更多床,取代书桌。

莫晓是黄灯2015级的学生,与840万人一起毕业,一毕业他就失业了。他1995年出生,个子不高,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对文字极大的热情。他每天坚持写作,“我要当好作家。”

为了在竞争力上多一枚筹码,学校增加工具性课程,学生热衷考证。中文专业的学生也要学经济和金融类的课,但覆盖面太广,往往不能学得深入。“我知道,在重点大学,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黄灯说,“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有时经过课堂知识的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过,貌似酣畅淋漓,但各个知识点,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就会滑溜溜地消失,在期末考试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

北京,清晨的公交站。视觉中国供图

书里以这所被森林环绕的二本学校为舞台,它距离广州塔“小蛮腰”20公里,学生们更喜欢简称它为“广F”,省略“学院”二字,听起来不那么像专科。

沈毅星入学那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居世界第一。在这所二本学校,黄灯发现学生大多出身乡镇,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尽管无法与一线城市、高知家庭、出身名校的同龄人相抗衡,但考进大学仍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入场券。

广东F学院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各种技能证书被纳入“创新学分”。“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等级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物流员资格证”“秘书职业资格证”……帮助学生毕业的还有“驾驶证”。

他做起兼职,服务员、快递分拣员、保安、助教,每天盯着招聘网站,有兼职就做。还遇到过兼职群骗子,让每人交5元钱,几百人的群交完钱,就解散了。

“你觉得你的命运从此改变了。”许多年过去,她开始好奇在这所极其普通的二本学校,学生的命运是否还能被一张通知书改变。

沈毅星翘课、打球、挂科、补考,有时中午一顿饭吃到晚上12点,继续烧烤啤酒。那是属于诺基亚和台式机的时代,男生们看NBA的文字直播都激动得满头大汗。大四那年,一群男孩望着城中村的牌坊开玩笑,“大学四年不敢说自己学到了什么,但肯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位女生绝望地想哭,“我还想过走歪路,哪里有一个干爹型的人,帮我找一份工作,让我安稳下来,然后我再去追求梦想,再去提升自己”。

多边贸易谈判、争端解决和贸易政策监督是世贸组织的重要职能,也被称作世贸组织的三大支柱。但近年来,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停摆。

2010年,黄灯(第三排中)与中文班的学生。受访者提供

他在景区做保安,衣服大大的,“我做保安是别人保护我。”同事看他瘦小年轻,给他派轻活儿。在餐厅第一次做服务员,他心理上接受不了,后来觉得能养活自己就不算丢人,慢慢把脸皮磨厚了,胳膊也因端菜变粗了。

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残酷地兑换着价值。广东F学院传统的就业岗位是进金融机构,但每年流水线般输送出的毕业生填补了职业地图的大小缝隙。

同学们大多沉默温良、中规中矩,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黄灯发生过争论,“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切,好小啊。”不到半个钟头已走完校园,他印象里的大学是需要骑自行车的,但这里不用。沈毅星说新学校的图书馆还没有高中的大,位置奇少。

她认为,从外部而言,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与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贸易争端等因素给全球贸易造成负面影响,新冠疫情则让形势更加糟糕。于内部而言,世贸组织三大支柱均令人忧虑。

带着对大学的向往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嘱托,沈毅星站到广东F学院的招牌下,发现二本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

沈毅星读经济学,“什么都学,什么都不精”,他记得有人说,如果将来能做到管理层,这些知识是吹牛的资本,如果一直在基层,别人只会觉得你浮夸。

考研学生在楼道里的自习桌。受访者提供

直到大三下学期,他开始感受到毕业的压力。师兄们脱下脏兮兮的T恤衫和人字拖鞋,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四处面试。老师找沈毅星谈话,警告他如果挂科太多将不能拿到学位证。一道闪电让这个农家学子清醒,他不能丢失大学生的身份。

她没告诉家里人已丢掉了饭碗,一边给别人做饭赚钱,一边争取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当时连书都没买齐,更不要提上辅导班。”最终,她被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整个工厂都在讨论一个女工因为下岗而自杀,那是种很强烈的对比。

黄灯的一个学生做了纹绣行业,“都是套路。成本很低的项目,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元的项目。美容搭配玄学,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上钩的人就会很多”。开餐饮店的学生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尽管世贸组织面临重重挑战,但俞明希仍然对世贸组织的未来发展表示乐观。“世贸组织成员都有意愿让这一机构(顺利)运行,”她说,“鉴于成员们的共同意愿和力量,相信我们这一次仍能前行。”

谈及贸易争端,俞明希认为,世贸组织这一多边贸易机制“恢复活力、良好运行”非常重要,可以为贸易争端双方提供一个深入讨论和探寻解决方案的平台。

这个隐匿的群体是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大学生的底色,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标注了这个快速进化社会的真实场景。

俞明希表示,应对诸多挑战,世贸组织需要“回归根本”,强化和改进三大职能。在她看来,首先需要让谈判职能重新恢复活力,制定能够反映经济现实的规则制度;其次,需要打破上诉机构停摆的僵局,恢复争端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第三,改进世贸组织的监督职能。

“我办公室里有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沏不完的茶叶、吃不完的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供货。”黄灯说。

黄灯感慨,一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女孩,仅仅因为不愿向现实妥协,始终没有获得过哪怕一次小小的突围。

俞明希在贸易领域工作长达25年,曾是韩国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韩自贸协定、新版韩美自贸协定等谈判中的重要谈判代表。

黄灯说,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她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

一张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教授黄灯面前。她在广东F学院教了15年书,4500个名字出现在她的花名册上。她为学生写了一部书《我的二本学生》。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黄灯表示,现在大学生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她的大学班级,班上70%学生来自农村,通过高考,确实改变了生存、命运,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购买了房价低廉时候的住房),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更成为各自家庭的支柱,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

谈及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所面临的保护主义挑战,俞明希表示,世贸组织成立初衷之一便是共同抵制各类保护主义。历史上,世贸组织在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她重申,世贸组织需要让其三大支柱有效运转,努力营造“开放、可预测和稳定的贸易环境”。

大学所传颂的精神气质似乎在这里变得更实际。相比于名牌大学邀请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外国总统首相,受邀来这所二本学校进行讲座的嘉宾“更接地气”。

不大不小的操场,四人间和六人间的宿舍,陈旧的教学楼里摆着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凳子随时发出刺耳声音,学生一下课,噼里啪啦响上半天,银灰色的铁门像仓库大门,厚重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

俞明希在采访中表示,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冲击再次凸显恢复和改进世贸组织职能以及促进各国合作的重要性。“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抗击新冠病毒、克服危机,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协作和共同应对。”

80后沈毅星算得上“第一代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去东莞卖肉,每天从“世界工厂”打来电话叮嘱他“好好读书”,孩子最终考上大学让他们相信电话线起到了提拉作用。

扩招后,大学生已从“天之骄子”堕入凡间,身边很多普通劳动者都可能拥有一张贬值的大学毕业证。学生们被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今年5月宣布提前离任,其继任者遴选工作正在进行,俞明希是候选人之一。在本次竞选世贸组织总干事中,她表示,如果当选,将通过提高世贸组织的“相关性、韧性和应对能力”,重建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任。

有的学生曾被骗去传销,又接连拒绝职场潜规则和家人介绍的相亲对象,刚毕业还很有拼劲地想着出人头地,现在只想找一份一个月有四五天假、有点收入的工作,找个男朋友拍拖结婚生孩子,平凡地生活下去,但不能如愿,最终生出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