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一个大消息,要“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估计那些信奉“房越多,越洒脱”的人已经如坐针毡了吧。那么,收房地产税到底有啥用呢?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央视财经《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中是这么解释的:没有这个机制,房价特别容易暴涨,因为供求特别容易失衡。

海南的施茶村,原本是一个贫瘠的火山乡村,在以“两山”理论为指导,在通过发展本地独特的石斛产业走出贫困之后,探索出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坚持因地制宜,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坚持文化自信,实施乡村人才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实施乡村生态振兴和坚持党建引领,实施乡村组织振兴的后小康农村振兴之路。

第二,房地产税还是房价稳定器。众所周知,房价暴涨是供求失衡造成的,大批年轻人涌入一二线城市,自然会造成这些城市住房市场的价格波动。

原来,建立起房地产的征税机制,首先可以抑制投资性购房。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深圳南头古城遗迹的改造是政府、企业和市民三方合力的成果。既让这个历史古迹保留了原貌,而周边环境的改善则让企业和居民共同获利,实现了使得历史古迹传承和创新并举共赢的局面。

在厦门,官任社区创新性的5C工作法,形成了中外居民和谐相处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筼筜湖生态治理则是以规划先行,以人为本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模式,让城市与自然合谐共生。

在珠海的澳门联合社区里,澳门细致和多样化的社会服务理念和经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到珠海本地社区,让澳门居民和其他省份的外居民更好的融入本地社区,本地居民也获得更多更好的社区服务。

在整个行程中,我看到了经济特区开放发展的澎湃活力,看到了区域联合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潜力,看到了城市自然和谐共生的雅致之美,看到了经济特区欣欣向荣的创新动能。四十年来,每个经济特区都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显示出经济特区发展的多样性,与此同时,不满足现有的成果,不断地寻找社会治理改革的新动能、新方向,找到更符合本地特色的社会治理之道,为全国提供了参考样本和学习榜样。

这些例子虽然很小,却很鲜活和具体,极具创新特色,是经济特区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法的有益探索。

在整个行程中,我看到了经济特区建设过程当中,政府从社会治理的管理者转向服务者的改变,以及各级政府积极主动地为企业和群众做好服务的决心和魄力。各级政府部门以“勇往无前”的姿态,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决心,持续不断的做好简政放权工作,不断深化放管服的改革,坚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做好先行先试。在我们各个走访的地区,都看到了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行政服务,让针对企业和群众的行政审批工作由从只跑一次到全网办,尤其在很多领域实现了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联动,创造了新颖的社会治理模式。

那些买完又闲着不住的房子,每年都要缴税,房子的总价那么高,就算征税的比例不高,每年下来也有不少钱,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多买房呢?买房的需求下降了,房价自然也就涨不动了。